受众始终居于新闻信任研究的核心。然而★，既有研究通常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信任观，侧重于新闻专业性或政治信任与新闻信任的关系，Arguedas与Mont Alverne 等（2024）主张以受众为中心发展新信任观★，指出新闻使用习惯、具有情感联系★、能够唤起身份共鸣★，是受众解释为何信任媒体时提及的主要原因★。★“受众转向★”也启发了研究者寻找重建新闻信任的新方案，例如媒体可以通过改变语言策略★、使用带有关怀价值的语言，挽回意欲与主流新闻断联的群体（Robinson & Johnson，2024）。另外，采用以人为本的语言可能增加被污名化群体的新闻信任（Murray★，Varma & Stroud，2024），记者在电视播报中通过直接称呼观众所引起的准社会互动体验也有助于提高消息来源与信息的可信度（Atad & Cohen，2024）。面对普遍的不信任与反媒体言论，记者也开始将敌意转变为新闻素养教育的契机★，向受访者解释新闻工作规则，传授新闻对社区的好处，通过与受众建立积极联系重塑媒体信任（Mesmer★，2024）。

　　本研究在细读465篇文本的基础上，通过一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三阶段编码步骤， 在分析、演绎和归纳的交替中★，逐步发掘文本的核心概念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最终提炼出9个核心主题。在既有的学科分类和研究新闻学学术文本的方法中，Steensen 等人主张以关键词、摘要和参考文献为核心特征进行分析以呈现研究动向，研究主题以及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很可能作为关键词出现★，摘要则有可能会表明研究的学科归属★、引用理论和实证重点★，参考文献能够补充文章所应用的理论和学科观点的信息★，因此分析以上三部分是检测期刊文章主题的有效方法（Steensen & Ahva，2015★；Steensen et al★.，2019）★。为了通过交叉验证增强研究结果的信度，本研究通过小组讨论确定编码类属、编码范畴与编码原则，将文本中的文献综述等部分同样纳入分析范围，拓展了既有研究对文本的检视范畴★。具体而言★，本研究划定研究主题、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意义4个编码类属，将研究关键词★、研究摘要★、研究问题/研究现象、研究背景、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策略、材料收集、研究分析、研究结论★、研究创新共11个编码概念纳入一级编码范畴★，其中，研究关键词★、研究摘要★、研究问题/研究现象、研究背景归属于研究主题，前三者是对研究所反映的社会客体的概括和反映（白红义等，2023），研究背景则能够提供对研究所处社会背景的更具体的信息★，为前三者提供现实补充★。理论资源包括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两个具体类目★，能够反映研究者对特定主题或课题进行分析时所参考和采纳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是以溯源性工作解读研究进路的重要方法。研究策略和材料收集则被纳入研究方法的类属★。最后，研究分析、研究结论、研究创新被划分为研究意义的编码范畴。通过11个编码类目，本研究从研究的现实关切、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的展开方法和研究的当下意义4个层面全面解读文本★。在一级编码过程中★，本研究坚持争取在“由繁入简”和★“充分全面★”间取得平衡的原则，直到编码结果呈现饱和。

　　研究者们还将新闻与新闻业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情境之中，分析政治新闻作为社会部门如何与结构性因素融合互构，评估其在特定民主目标达成中的角色、表现★、作用和潜能。例如，通过对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主流媒体的纵向考察，研究者发现★，尽管数字新闻的普及总体加强了媒体的监督功能，但存在无法吸引年轻受众和国家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当下★，西方新闻媒体在承担规范期望方面的表现虽然受技术的影响，但仍然主要与媒体所有权和监管模式，以及与专业化相关的文化实践和价值观等结构性因素有关（Tomaz，2024）。美国的新闻组织则通过在线新闻报道与公众在Twitter平台上的推文联动，使得选举中美国政党单方面的议程设置向民众★、新闻组织和政党三方的有机协商★、议程共享的动态关系转变（Arceneaux et al★.，2024），显现出网络环境下政治新闻在公共话语形成中的积极作用★。Ravikumar等（2024）则分析了印度2019 年通过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的媒体报道，发现印度主流媒体和自由媒体受到意识形态、经济竞争和政治差异等多种力量的影响，对政府行为存在复杂且差异化的解读，认为其并非以往研究中认定的★“同质实体”（homogeneity），并进一步指出印度新闻媒体的碎片化和多样化特征实质上是印度政治分裂性的反映。上述研究显示出对国家及制度文化特征和国家身份等因素的重视（Zhang et al.，2024）★，证明了以情境化、历史化的方法理解新闻产品、新闻记者★、新闻业和政治间关系的重要性，同时显示出政治新闻研究更注重区域特征的趋势。

　　在新闻回避研究中，学者们尤其呼吁未来应该更进一步采取多元的研究视角★。在回顾“新闻回避”概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学者们指出★，当下相关研究主要存在的盲点包括：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依然缺乏；对新闻回避的应对性策略和解决方案的研究依然缺乏；此外★，新闻回避需要更多将个人层面以外的因素纳入研究。作为新的研究领域★，★“新闻回避”这一复杂多维现象的未来探索应更注意引入多种研究方向和方法，例如跨学科视角、跨学科方法等，来进一步阐明新闻回避所塑造或重塑的社会进程★，以了解和解决其在社会不平等、公民政治参与、个体心理健康以及新闻业发展等多个方面造成的潜在缺陷和规范性担忧（Andersen et al★.，2024）。

　　目前新闻业对于计算技术的自主开发力度尚弱，但组织机构对技术人才的吸纳以及记者个人学习新技术的努力，还是能够体现出新闻业界量化转向的趋势。比如，学者们揭示了自动化新闻产品高度依赖组织内外行动者的现状，发现创新实验室、数据库供应商等多主体都参与到生产过程中（Jia et al.，2024）★，诸如自动事实核查等新兴产品被视为跨行业成员合作的结果（Johnson，2024）★。在新闻组织维度，有学者在对媒体机构招聘广告的分析中甚至发现，部分机构将自身定位为科技公司★，强调数据作为资本对实现“第四等级”理想的重要性，将吸纳技术人才作为优化组织架构★、新闻实践的良方（Schaetz et al.，2024）。此外，有学者对调查性新闻领域的编程应用展开研究，发现记者个人已经尝试借助编程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分析以及任务自动化处理，部分记者由于与技术专家协作困难，转而选择自学编程，解决新闻调查过程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难题，进而提高工作效率（Strømme，2024）★。

　　新闻实践背后的计算技术发展同样牵动着研究者的注意力。在既有研究证明个性化推荐系统会限制公众获取多元信息的基础上，学者们发现由于算法的不透明，尽管多样性导向的推荐算法能够使新闻阅读的选择更丰富，但用户却无法感知到这个事实，其间存在★“多样性悖论”的问题（diversity paradox）（Joris et al★.，2024）。也有研究以《》为个案★，探讨算法透明性实践在编辑部内外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制度动力★，该报的工程团队努力使算法系统对外界公开的同时，却很少在编辑部内部共享信息★，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缺陷（Cools & Koliska★，2024）。另外★，面对算法推荐对决策自主性和责任界定的威胁，新闻编辑室内发展出一系列争取保留控制权的努力，如加强新闻评估、加强技术功能的可解释性等（Rydenfelt et al.，2024）★；同时，算法对受众行为的引导和约束也增加了编辑部从数字痕迹构建受众指标的难度★，对优化受众分析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Lee & Peng，2024）。而近年来发展迅猛的人工智能技术同样逐渐★“侵入★”新闻业。比如，有部分新闻机构将聊天机器人作为新兴的受众互动渠道★，用户可便捷地通过机器人获取新闻文章、机构的联系方式等（Zhang et al.★，2024），甚至部分聊天机器人还可进行事实核查★，介入虚假信息的传播（Frischlich et al★.，2024）★。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开发成本与使命聚焦的双重考量，新闻业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多并非源自本机构★，包括文本转语音、翻译、图像识别、内容审核和语言模型等一系列应用都依赖于大型平台公司★，平台依赖现象有可能更为严重（Simon，2024）。总体来看，这种人工智能技术一定程度上能够发展自动化新闻★、减轻记者工作负荷，但也可能进一步侵蚀新闻规范以及记者的自主决策能力（Jia et al.★，2024），更令人忧虑的是，人工智能在开发中对新闻内容进行机器学习现象难以避免，这或将给新闻机构带来更多事关作品版权保护与技术优化的平衡问题（Boyles，2024）。

　　十多年前，随着算法、自动化等技术进入新闻业，学者们曾使用计算新闻（computational journalism）一词统摄与新闻业的量化转向相关的各种实践，如数据新闻、程序员新闻、自动化新闻★、算法新闻等（白红义★，2017）。2022年以来快速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也被视为更广泛的计算新闻范畴内的特定使能技术（Cools & Diakopoulos★，2024）。因此，本报告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相关领域在2024年的研究状况，学者们不仅进一步探讨了各类计算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比较了不同国家地区数据新闻发展进程，也关注到新闻业中的微观个体★，如记者、技术专家等对新技术的学习采纳情况。

　　为勾勒2024年西方新闻学界的研究图景，本报告以对相关学术文本的分析为基础，描摹本年度西方新闻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关切与前沿话题。接续此前三年的研究报告★，此次报告依然将新闻学研究领域的4本期刊《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Journalism）和《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作为分析对象。据2024 年 10 月更新的 SSCI 期刊影响因子排名，这4本期刊分别位于第 8 位（Q1，IF 2.640）、第25位（Q1，IF 1★.692）、第 32位（Q1，IF 1.549）、第48位（Q1★，IF 1.118）。 通过SAGE Publications 和 Taylor & Francis 数据库，本研究收集了4本刊物于 2024 年刊发的全部论文，排除其中的书评、编辑语等非研究型文本★，最终被纳入分析的论文共465篇，其中《数字新闻学》共10期83篇论文★，《新闻学研究》共16 期 103 篇论文，《新闻学》共12期137篇论文★，《新闻实践》共10期142篇论文（见表1）★。

　　随着新闻业的发展★，条线记者的分工逐渐细化★，生活方式记者★、品牌记者★、情感民生记者及与之相关的新闻生产常规和角色认知等诸多内容也因此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学者们发现，生活方式记者的新闻报道对象以美容、时尚、游戏、美食等日常生活为主★。为了促进传播效果★，此类记者不仅会通过浏览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中的用户生产内容获取选题灵感，也会以一种极其贴近受众生活的行文方式来缩小与受众的距离（Perreault et al★.，2024）★。生活方式记者的工作与个人兴趣紧密交织，工作被他们认为是★“做自己热爱之事★”的绝佳机会（Perreault & Bélair-Gagnon，2024），也是对严肃公共事务报道的必要补充（Cheng & Avieson★，2024），并非★“次要”新闻形式★。而为了获取专业性认同，生活方式记者尤其注重身份区隔问题。例如，在学习网红的新媒体实践的同时，他们会强调商业化工作主要由助理团队完成★，并严格设定与网红合作的准入门槛★，以此划分自己与网红之间的边界（Perreault et al★.，2024）。Cheng和Chew（2024）的研究则发现，新加坡的生活方式记者认为网红是媒体生态系统中工具性的闯入者，但记者和网红之间又存在着合作互惠，因此★，记者往往把与网红的关系描述为“假装是朋友的敌人★”（frenemy）。与之类似，品牌记者作为一个新近出现的处于新闻与公关交叉地带的群体，也面临职业角色模糊的问题。研究者发现，这一群体高度认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在伦理立场上十分接近传统记者（Viererbl & Koch，2024）★，显示了新兴条线记者建构职业身份的努力★。此外★，“情感民生记者”群体也得到讨论。学者们指出，有别于传统的战争记者和灾难报道记者，他们并不直接暴露于创伤环境，而是在现场冲突和情感对话中间接接触创伤事件★。通过构建起替代性创伤暴露（VET）、继发性创伤应激（STS）★、替代性创伤后成长（VPTG）和同理心之间的调节中介模型，学者们揭示了这一群体在创伤事件后成长的可能路径（Xiong & Liao，2024）。

　　面对以上情况，研究者指出★，记者可以采取的应对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最终都是想办法将负面话语“正常化”。第一种方式是培养自己的“厚脸皮”（thick skin），即在遭遇羞辱和威胁时选择忽视（Al-Rawi et al★.，2024）或压抑自己的情绪反应★，而且一些编辑室还希望记者能采取这种★“厚脸皮”策略（Ivask et al★.，2024）★。这种“厚脸皮★”的应对策略其实是基于记者的忍耐程度对自身遭遇的正常化，而这并不能使类似情况消失，反而导致在线骚扰持续存在（Sampaio-Dias et al.★，2024）。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资本化，这实则是正常化的一种变体。在平台的算法生态系统中，衡量声誉的指标并不区分爱与恨两种情感，Pyo（2024）由此提出“仇恨资本★”（hate capital）这一概念。她认为★，记者的反对者通过搜索★、点击、评论记者来表达恨意，而算法并不区分爱恨，这些表达恨意的行为最终贡献了对该记者的浏览量和关注数据，成为记者用来加强与消息来源联系的象征性资本和社会资本，使他们能够获得独家新闻和重要信息★。第三种应对方式则是断开社交媒体连接或者自我审查。经历数字骚扰的记者发现★，减少社交媒体曝光或完全脱离社交媒体（Sampaio-Dias et al.，2024）★、策略性地断开社交媒体连接（Bhat，2024）是帮助他们应对仇恨评论的有效方式。为了避免引发骚扰和侮辱，记者有时会选择自我审查，例如避免撰写批判性的报道（Park & Lee，2024；Bhat，2024）。还有研究关注到女性记者由于缺乏法律和组织的支持，只能自己拉黑肇事者，断开社交媒体连接或者进行自我审查（Zviyita & Mare★，2024）。然而，关闭社交媒体账户虽然有助于应对骚扰★，但也阻碍了记者与读者的互动（Park & Lee★，2024）。

　　2024年，学者们对新闻和政治传播的研究呈现出重视“融合”这一趋势的特点，既关注政治人物如何将政治信息与新闻融合，也讨论记者如何将创新性的报道策略融合进既定的新闻实践惯例与规范★，同时关注新闻和新闻业作为社会部门如何与更广泛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相融合★，从而在政治民主进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与2023年行动者研究聚焦在平台和地方组织有所不同★，2024年，学者们关注的新闻业中的行动者更加广泛和具体，被纳入研究范围的行动者主要包括网站（websites）、新闻编辑室中的创新实验室（innovation labs）、媒体初创企业（media startups）、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s）★、播客（podcasts）、产品经理（product managers）、（没有营业执照的）闯入者媒体（interlopers）、网红（influencers）等。这些行动者相对媒体在核心业务和话语权等方面不占主流优势★，呈现出一种★“边缘”的特征★。研究者们不仅关注到它们的报道方式★、功能认知和角色认知，也关注其成功策略、职业边界和研究中难以界定的部分群体★。

　　过去一年的研究还关注到记者们遭遇这些工作体验的原因。首先，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制度和方式是导致工作体验不佳的原因之一★。随着记者广泛采用社交媒体作为报道工具★，编辑室为维护组织声誉★，要求记者在社交媒体中牺牲个性、意见★、声音和隐私（Molyneux & Nelson，2024）。一些管理者通过数据分析工具来监控记者的工作，要求记者按照受众数据加速生产新闻内容★；还有管理者使用电子邮件和WhatsApp来监控记者的参与度★，实时反馈记者的活动（Hayes & O Sullivan★，2024）★。此外，管理层以忠诚度为基础的任命制度和逐渐成为主导的临时工招聘制度有时会加剧编辑室的分裂，制造持续紧张的氛围（Toledano et al★.★，2024）。其次★，记者所负责的特殊报道条线也可能是记者遭遇骚扰和恐吓的预测因素。报道政治和性别问题的记者声称自己收到的仇恨回应最多（Bhat★，2024），而从事调查性新闻工作、发表意见文章的记者可能承担更多的骚扰风险（Hiltunen et al.，2024）。最后，性别也是影响记者工作的关键因素。相比过去，虽然有了更多报道政治新闻的女记者★，但整体上大多数政治新闻还是男性记者在报道（Bauer et al.★，2024）★。而在，女性记者面临着基于性别的网络暴力（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这导致她们的自我审查和退出公共空间（Zviyita & Mare，2024）★。

　　履行真实性承诺是新闻业赢得公众信任的关键手段★，但在当前日益复杂的信息生态下这显然并非易事。研究者关注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为了避免人际冲突★、影响社会关系而不质疑或纠正误导信息，由此加剧了人际传播中的误导信息传播（Chadwick et al.★，2024；Malhotra，2024）。尽管平台设立了用户举报假新闻的机制，但当用户读到谴责假新闻帖子的负面评论后会增加“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使他们相信已有人举报而不再行动，加之怕惹麻烦的心理和对举报机制缺少信心★，令举报机制的实际效力有限（Wu★，2024c）。在混杂的数字新闻生态下★，受众的信任机制也有所改变★。Martí-Danés 等（2024）发现公民消息来源和名人消息来源会降低新闻的可信度，相比于注明消息来源的新闻★，人们反而更相信没有消息来源的新闻，后者往往不会受到人们批判性的评估★。

　　个体进行新闻回避的各种原因和由此产生的表现形式尤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基于回避动机、个人价值观和个人性格特征★，将新闻回避者分为感兴趣的偶尔回避者、情绪化的偶尔回避者、批判性的偶尔回避者、地位驱动的偶尔回避者★、持怀疑态度的频繁回避者、新闻局外人和确信的频繁回避者★，细致解释了新闻回避者之间的个体差异（de Bruin et al★.，2024）★。Schäfer等人的研究则聚焦特定新闻主题、个体阅读新闻的感受和选择性新闻回避行为三者之间的关联★，发现新闻疲劳是个体避免阅读疫情相关新闻的主要动机，愤怒和缺乏信任则是回避政治新闻的主要原因，而缺乏兴趣和负担过重会使读者回避软新闻★，揭示了新闻回避行为与新闻报道主题间的相关性（Schäfer et al.，2024）★。此外★，学者们还发现★，个体的★“被误导感”（misleading）也是影响新闻回避的情绪之一，当个体用户在网络环境中产生被误导的感觉时会让他们感到新闻疲劳，从而采取主动避免接触和讨论新闻的行为（Hasell et al★.★，2024）。为更好地理解个体感受与新闻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个体在新闻消费过程中的情感激活导致的生理反应（即皮肤电导）进行测量，发现负面新闻激活可能增加部分人群对新闻的短期兴趣，但也可能导致对此类内容的习惯性回避（Carbone et al.，2024）★。上述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对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的探索，也显示了“情绪和感受★”在个体分析单位中的重要性。

　　2019年，Facebook就重新设计网站和应用程序，设置了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私人群组。2023年★，以色列司法部长提出限制司法权★、扩大行政权的计划，一场大规模的基层抗议运动由此引发，期间WhatsApp和Telegram的群组作为组织动员的关键工具而存在，赋予了抗议活动去中心化的可能（Kligler-Vilenchik & Tenenboim★，2024）★。2024年，《数字新闻学》第五期也推出★“介于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与新闻有关的传播”特刊，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中观新闻空间展开深入探讨。有学者发现，在英国WhatsApp和Facebook Messenger中，用户日常交流内容与公共新闻内容相互交织，其间用户避免政治分歧的倾向会阻碍虚假信息纠正（Chadwick et al.，2024）；而美国的年轻人则在其中通过隐藏内容、调整社交关系逃避传统新闻★，创建“个人平台架构”进行新闻信息筛选★，把中观新闻空间当作避风港（Thorson & Battocchio★，2024）；家庭群组中的印度年轻人★，尽管发现长辈容易传播错误信息，但还是会综合考虑话题、关系等多种因素，来选择是否纠错（Malhotra★，2024）★。中观新闻空间内的信息传播较为复杂，维护新闻真实更显急迫（Frischlich et al★.，2024），越来越多的专业媒体人也关注到社交媒体上这类群组的作用，逐渐把中观新闻空间纳入媒体的新闻生产考量中，如利用参与者自我审查更少的小群组（Murray et al.，2024）★，从群聊成员处获取新闻素材（Ilan★，2024）等。

　　研究者首先关注到记者们不佳工作体验的具体呈现形式。第一，学者们发现，记者因工作而面临的即时情绪和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会在多个层面产生一系列后果。这些情绪和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和压力（Shah et al.，2024），会危及记者的个人身体健康、个体福祉和职业表现，从而间接影响新闻质量（Markov & Đorđević，2024；Shah et al.★，2024）★，还会导致部分记者产生离开新闻行业的消极职业意愿（Park & Lee，2024；Miller & Kocan★，2024）★。第二，研究还关注到对记者的敌意★、仇视和网络暴力及其消极后果★。例如，Al-Rawi等（2024）引入“侮辱性元新闻话语”（abusive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AMD）的概念，认为此类话语对记者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而Bhat（2024）则指出此类话语还会导致记者自我审查的加剧和对报道主题的谨慎选择★。Miller和Kocan（2024）的研究则显示，自2017年以来已有518名美国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遭到攻击★，导致记者产生心理和情感健康问题，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或焦虑等影响了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表现，以及他们对自己新闻角色的看法。第三，记者在工作中还会遇到“反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s），年轻记者、媒体内部缺乏法律支持的记者更容易从SLAPPs中感受到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使记者在工作时更加谨慎，甚至离开新闻业（Kerševan & Poler★，2024）。而在希腊和保加利亚，SLAPPs的出现通常是为了压制新闻自由（Price et al.，2024）。此外★，值得一提的是，Dekker等（2024）将记者在工作中出现的对政治正确的担忧归类为新闻与情感研究，认为对政治正确的担忧实际是对污名再生产的担忧，这种担忧是一种道德情感，是一种基于这个世界和我们所处位置的反思★，而这种担忧主要表现为让记者在工作中想要与左翼政治家保持距离★，避免犯下职业错误★。

　　在中观新闻空间之外，社交媒体平台对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深度介入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着新闻消费的体验及实践。一方面，作为社交媒体中新的文化货币★，新闻推荐要求专业记者遵循社交媒体逻辑生产新闻（Nowak-Teter & Łódzki，2024），筛选、加工海量信息（Oschatz et al.★，2024），生产出具有不同特点的媒介产品★，如更具社交互动性的Facebook帖文、更具视觉美感的Instagram状态、多用短视频形式表达的TikTok动态等（Scheffauer et al.，2024），极大丰富了用户的新闻消费选择。用户也可以通过评论、分享等操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增进新闻参与（Swart & Broersma，2024）。另一方面，繁冗的新闻呈现形态使得受众发展出各异的消费实践。比如★，研究发现美国年轻成年人更倾向于消费视觉化、娱乐化的新闻内容，而降低了对传统严肃新闻的关注，容易形成信息茧房（Thorson & Battocchio，2024）；青年人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对新闻的界定变得更加灵活，他们对★“什么是新闻”的认知受到“情感”的影响（Swart & Broersma，2024）；更加便捷快速的新闻消费诱发了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传播的问题（Valenzuela & Santos，2024），而“新闻找到我”（News finds me）的情况会影响事实性政治知识的传播，尤其会干预信息过载程度较高人群的判断（Lee et al.，2024）★。因此，对于专业新闻组织而言★，他们既需要多渠道核实★、交叉验证信息★，确保新闻的真实可靠以维护自身的信誉；又需要面向受众，进一步了解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机制，优化自己的新闻推荐策略（Lee et al.，2024）★。

　　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的客体剧变★，对新闻研究的本体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外新闻学术界已经普遍感受到新闻研究需要转向、创新、突破和变革。较之于其他学科，新闻学研究重视从经验数据中发展理论，实践和知识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因此，以知识透视实践★、以实践发展知识对理解新闻学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和新闻业的变动均具有显著意义★。新闻研究如何敏锐捕捉不断涌现和时刻变化的各种现象、如何有效回应复杂多元和取向各异的现实需求★、如何积极推进经验研究和理论建设以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之中的合法性等问题，不仅是新闻研究者们进行自反性学科建设的核心关切★，也是新闻学研究观照现实★、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

　　首先★，过去一年中，西方新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讨论热度仍然居高不下。比如新闻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仍然是学者们的重点关切★，新闻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角色、作用和二者间的关系走向在多种社会背景下被分析研究，意识形态★、民主逻辑和政治体制的多样性被学者们置于多种社会政治背景之下进行讨论。通过将研究情景拓展到亚非拉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学者们或检视诸如议程设置等经典理论的现存解释力，或尝试通过★“媒体外交”、发展★“寄生新闻★”等概念，解答★“当下的政治需要怎样的新闻”这一经久不衰的命题。同时，新闻与社交媒体★、新闻与技术间的关系这两个既往研究中的热点依然居于研究的核心位置。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之下，新闻业还能怎样实现新闻产品的升级迭代？用户和新闻记者的关系是否有变化、这些变化是否预示新闻业新的发展可能？当下新闻业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是否还能发展出新的盈利模式与管理方式？这些依然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问题。随着技术的演化更新，不断涌现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诸多新技术也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有望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总之，新闻、新闻业★、新闻记者在技术带来的变化之下如何自处★，未来可以或应该以怎样的策略处理这些变化，始终是数字新闻研究的密切关注点。例如，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传统媒体中★“先天不足”的地方媒体尤其是农村媒体，是否能够成功适应和采纳数字技术★，完成自身的升级转型★，这对★“新闻荒漠★”和“新闻贫困人口★”而言★，究竟意味着新闻不平等的缓解还是加剧★，成为学者们的重要担忧。

　　不信任的蔓延也加剧了媒体开展新闻真实实践的阻力★，使其效力被削弱★。Primig （2024）指出★，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越高★，就越相信事实核查的来源和内容，这也意味着事实核查活动会受益于所属媒体的既定声誉。考虑到相较于独立事实核查网站★，当前从属于机构媒体的事实核查实践的透明度较低，不利于维护受众信任的局面（Kim & Buzzelli★，2024★；Seet & Tandoc，2024）★。对于不同代际的受众来说，Kreft等（2024）发现他们在核实假消息时会采取差异化策略★，X世代会选择传统媒体或官方网站，而Z世代选择向其他互联网来源或在线用户求证。在因不信任媒体而寻求的替代性信息渠道中，另类媒体是一个常见的选项，也是错误信息传播的“温床”之一。其中，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另类媒体更多关注扭曲而非简略的误导消息，两极化★、碎片化与低信任度的媒体系统为其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传播意识形态错误信息的另类媒体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一群规模小但黏性高、易被动员的受众，他们可能是未来研究更值得特别关注的势力（Staender，Humprecht & Esser，2024）。

　　新闻回避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消费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很少主动消费新闻甚至不消费新闻★。2024年，新闻学对新闻回避这一现象的讨论呈现出多维度、多角度的特点★，学者们既关注新闻回避者的特征和新闻回避的具体实践，从个人角度出发分析新闻回避的行为、动机及其表现方式；也关注新闻回避的情境和背景，探索与新闻回避相关联的诸如社会不平等和媒体环境的变化等更广泛的结构性因素。

　　体育新闻的研究以往多见于体育传播、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新闻学期刊较少关注这个话题★。与之相比，对科学、环境、气候问题的新闻学研究此前已经出现在主流的新闻学刊物上（白红义等★，2023）★，2024年又成为一个显著的话题★。科学和环境新闻的相关研究同样重视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既关注该领域的报道如何受社会因素制约，也关注该领域的报道如何实现公众沟通和社会动员功能。例如★，有学者基于巴基斯坦的研究指出，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致使政治和经济报道对环境新闻产生“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同时，业主、编辑、广告商和执行严格审查政策的政府官员所施加的组织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压力会使环境报道变得更为困难（Qusien & Robbins，2024），最终导致环境报道的边缘化。Lopes de Oliveira和Lewenstein（2024）的研究则基于拉丁美洲的案例探讨了科学新闻★、科学传播、环境行动主义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指出非政府行动组织通过采用不同的叙事框架、强调环保活动家的脆弱性★、展示利益冲突和提供学习环保内容的信息四种具体策略，使科学传播成为形成舆论和动员公众的基础，显示出科学和环境报道在群众动员★、组织行动、社会整合三方面的独特价值。

　　记者群体研究多样化之外，研究者们所关注的新闻报道主题同样呈现多样化趋势。部分先前居于边缘地位或讨论较少的报道领域受到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呈现“从边缘向中心靠拢”的态势，体现了新闻学研究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对于体育新闻及其相关实践的社会意义的挖掘成为2024年的研究热点之一。体育新闻过去被认为是一种缺乏严谨性和可信度、在新闻部门中充当★“玩具部★”（toy department）的软新闻，相关研究也因此处于次要地位。学者们重新审视了体育新闻的行业地位和研究价值★，注重其与种族冲突、民主政治等社会因素间的深层联系★。例如★，通过对体育记者发布的关于他们如何在美国NBA 2019至2020赛季期间，在一个被称为“泡泡”的封闭空间中进行采访与生活体验的分析，Sturt和Humayu（2024）指出，体育记者将 NBA 球队内部的冲突与美国正在发生的全国性社会运动和历史性的种族冲突相结合★，在报道中尝试倡导社会变革。Bonaut等（2024）则评估了体育新闻的语言风格与群体极化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西班牙两种在线体育报纸的比较分析★，他们发现体育新闻中主观、情绪化和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会引发用户间的不文明对话（uncivil conversations），制造出强烈对抗的社群，对理性的民主文化产生负面影响。Hull等（2024）从种族维度讨论体育新闻记者和新闻编辑室多样性的途径和必要性，他们指出，非洲裔记者更容易与非洲裔运动员产生共鸣，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体育新闻。因此★，体育新闻记者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对新闻业甚至种族文化的良性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

　　新闻透明性有利于增进媒体信任已不算一个新鲜主张，不过我们看到★，研究者正通过对透明化的对象与方式的拓展考察★，丰富提升新闻信任的策略。在计算技术深度嵌入信息生产与分发的当下，Lu和Zhen（2024）发现编辑部在其Github页面上披露制作新闻产品的代码、文件或公开编辑部成员的多元化专业背景★，这些都可以帮助提升媒体可信度。掌握更多算法知识与技能的受众更容易感知到媒体使用新闻推荐系统（NRS），这一高感知会导致较低的媒体信任★，不过对NRS的感知收益能够反向调节这一关系★，因此媒体也有必要公开透明地使用NRS、澄清使用NRS给用户带来的收益（Blassnig et al.★，2024）★。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在尝试寻找“信任的捷径★”，探索与可信度有关的启发式线索★，例如通过设置“观点标签★”作为透明性线索来告知读者该文存在明确动机或政治偏见，可以增加消息来源可信度（Otis，2024），众包来源与人工智能来源的标签则可以降低人们对事实核查的政治偏见，减少对事实核查可信度的质疑（Chung★，Moon & Jones-Jang，2024），Arguedas与Badrinathan等（2024）进一步确定了内容线索、社交线索与平台线索在受众不熟悉消息来源时构建新闻可信度的积极作用。

　　前述三个研究特点只是2024年的年度报告相对于以往几年的一些差异之处，但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呼应★。例如★，新闻与政治的主题中同样出现对从事政治报道的记者的工作体验的研究，这也是新闻学研究灵活性的重要佐证。正如前文所说，类似受众★、记忆★、情感、记者、劳动等很多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既是研究议题，也可以作为分析工具来使用★，如何厘清二者之间的差异、处理好其中的关系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将某些话题做理论概念★、模型、框架的建构（Rick & Hanitzsch，2024），在以经验研究论文为主的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理论文章★，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写作趋势★。

　　地方新闻业遭遇冲击、走向衰落的情况过去一年仍在持续。《数字新闻学》2024年第一期推出★“数字新闻空间中扰乱与重置地方★”特刊，从社区（community）、承诺（commitment）★、连续性（continuity）三个维度更新对地方新闻业的认识，Gulyas与Hess（2024）认为这“3C”既是地方媒体危机的表征，也是转机的来源★。关于★“新闻与地方”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地方新闻的衰落局面及其面临的威胁★，并开始重新认识与强调地方媒体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发现★，不少媒体利用地方新闻的独特优势，积极开展创新实践以应对衰落★，但也有地方媒体在拥抱转型时遭遇阻力而表现消极★，为地方新闻业的未来蒙上一层不确定性的阴影。

　　在一级编码结束后★，研究通过小组讨论，对编码得出的关键词进行分类与合并，进行关键词的意象聚类和频数统计★。在此基础上，经过多轮小组会议进一步进行主题抽取。需要指出的是，抽取主题时，研究小组注意到4本期刊均设有数量不等的研究专刊，如“数字新闻空间中扰乱与重置地方★”★、★“数据新闻与受众参与”、“全球南方的科学新闻与发展”等★，总计57篇。考虑到专刊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专题策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西方新闻学领域这一年来关注的重点话题，是新闻研究领域学术知识生产多样化的重要方式和重要指标，因此“专刊”也成为本研究确定关键研究主题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白红义等★，2023）。对此，本研究遵循“综合考虑一级编码结果和专刊设置”的原则★，在完成主题抽取后，将所有论文再次汇总★，基于主题重新进行拆解分散，并重复上述编码工作★，直到编码结果再次呈现饱和。

　　其次，相较于此前的研究★，本年度的研究出现了“受众面向★”和★“生产者面向★”并重的趋势★。一方面，研究者们从新闻信任、新闻真实等概念出发，从受众角度探讨新闻业的合法性如何在假新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流传中被挑战和重塑，也追问新闻业如何通过信源★、语言风格等报道方式的调适重获权威地位。受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践层面，因而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同时也越来越体现出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特点★，如从受众的角度着手探讨新闻创新、事实核查★、自动化新闻等。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对记者的职业体验的讨论热度较此前明显上升★。记者们对在线骚扰、仇恨言论、恐慌情绪、职业不稳定等现实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的适应程度、情感体验与应对策略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记者如何生存★、如何工作★”成为数字时代记者研究的核心关切，与受众面向的研究相呼应★，一体两面地共同呈现新闻生产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反应。同时★，★“新闻生产者★”的研究主体也被拓展，创新实验室、另类媒体★、播客等非职业行动者作为本年度研究中涌现的热点议题，将职业记者之外的新闻生产者带入研究视野，为相关概念和理论提供了经验研究的重要参考★。

　　事实上，抵御地方新闻业面临的冲击与衰落离不开从业者的切实行动，不少研究者已经捕捉到令人欣喜的创新实践★。Jenkins与Graves（2024）发现，欧洲的地方媒体开始以多元形式拥抱新闻协作，例如在非竞争性的特定主题上进行联合报道，将短期调查任务承包给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组织★，或由非营利组织管理媒体共享的数据集，以此减少地方媒体的竞争摩擦、推动共享共创★。在新闻形式上，新兴地方媒体开始优先考虑“本土新闻”（vernacular news），即一种专注于地方民众日常生活的软新闻形式★，包括生活方式新闻、人情味故事和服务性新闻等。这一形式依托记者对地方的长期参与和深入了解★，所提供的报道具有地方代表性和介入性★，这恰恰是全国性媒体所缺失的（Wahl-Jorgensen & Boelle，2024）。此外，旨在填补地方新闻空白的超地方媒体（hyperlocal media）再次被提及，这一媒体亚文化形式以“服务社区的自我使命★”为特征★，但同时也表现为一种人员规模小、经济模式不稳定的创业形式★，能否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创新力量仍有待观察（Negreira-Rey，2024）。

　　尽管当下新闻学界对计算技术与新闻业的探索成果已较为丰富，在地域关注上也开始向全球南方国家扩展，但既有研究还是集中在对新技术和新技术产品的描述上，计算技术及其相关的从业人员、行业和文化如何与新闻业碰撞交融，在新闻实践外计算技术如何被整合到新闻机构的不同层面，怎样影响媒体管理等问题亟待进一步讨论★。需要说明的是，2024年的新闻学期刊上已经有少量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论文在线发表，只是不在本年度报告的分析范围内★。由于学术生产和发表的周期问题，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实践之间原本存在着较长的时间差★，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新应用这个问题上，西方新闻学界的反应速度已经大大加快了，这似乎是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新闻荒漠化是否有所缓解是探讨地方新闻衰落的核心问题，但目前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乐观★。Damanhoury 等（2024）发现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地方新闻生态尽管在质量上超过了疫情前水平，但不平等问题仍较为严重★，农村、相对贫困和种族多样性高的县一级新闻生态系统的质量较低，更易出现新闻荒漠化。Saiz-Echezarreta等（2024）认为，要想更细致地理解地方新闻衰落，必须把重点放在次国家（sub-national）层面，关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新闻发展与衰落的差异★。他们发现★，媒体数量与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呈正相关，与男性人口比★、老龄化人口比呈负相关，在人口稀少、老年和男性居多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活跃的媒体。与此同时，媒体集团化与新闻平台化的合流给地方新闻生存带来更大威胁★，令研究者发出“社交平台正在杀死地方新闻”的忧虑。在社交平台的激励逻辑下，大型上市企业旗下的地方媒体更可能转载非本地新闻★、保证高频更新，以吸引更多用户；而发布原创本地内容的媒体较难在平台上提高用户参与度（Toff & Mathews，2024）★。平台还会有选择地向媒体付费并将地方媒体排除在外★，这一做法强化了现有媒体市场结构，使得占主导的国际性与全国性知名媒体愈强而地方媒体愈弱，加剧了“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Myllylahti，2024）。

　　最终，综合编码结果和专刊设置，并考虑到研究显著性，本研究提炼出2024年度九个主题（见表2），分别是：受众的新闻回避、地方新闻业的衰退与拯救、新闻与社交媒体★、记者的职业状态、计算新闻★、新闻与政治、新闻业的“边缘★”行动者、新闻业的信任及其修复、新闻研究的多样化★。本文将逐一呈现各主题之下的具体社会现象或问题及其构成要素，阐释该议题的关注热点★、创新之处、理论关切或方法特点★，并对以上主题研究进行系统性综述★，以此讨论西方新闻学界如何运用学术方法理解当下世界★。

　　记者如何在新闻实践中融合不同方法和信源，以及其角色在此过程中如何转换，则是学者们的另一研究重点★。研究者们认为★，通过将社会研究中的定性方法融入政治选举报道这一创新性实践，记者置身即时性的“圈子★”之外★，同时承担了新闻-研究员（journalist-researcher）和社会科学家两种角色，帮助读者走出自己的★“过滤泡★”（bubble）★，从而使得政治报道成为一种弥合社会的马赛克（social mosaic）（Álvarez-Macías★，2024）。在政治报道中呈现多个消息源的重要性尤其得到重视。学者们认为，现今在政治新闻中嵌入或引用社交媒体的帖子已成为一种新的新闻惯例，然而部分记者和媒体在报道时有意识地将民粹主义政客的言论作为单一的主要消息来源，操作叙事框架将其中的民粹主义进一步正当化★、权威化、主流化（Macary & Gillig，2024；Ragragio，2024）。这不仅会放大政治中心（例如政党领头人等）的声音，加剧现实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也会传播政客之间的攻击等包含负面情绪的政治话语，无助于提升社会的民主和文明（Oschatz et al★.，2024）。此外，在社会冲突的情境下★，记者的工作量增加和自我审查加剧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依据接近性（proximity）使用报道框架★，其新闻角色会在“干预者★、监督者、忠诚的推动者和公民★”之间摇摆，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民主进程的维持（Pappas★，2024；García-Perdomo et al★.，2024）。为此，研究者们强调记者和媒体组织应重视增加叙事框架和消息来源的多样化，对抗民粹主义叙事，推动新闻报道成为潜在的社会融合点（Macary & Gillig，2024）★。

　　最后，“多样化★”是本年度新闻学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重要趋势。一方面，今年的诸多研究延续了此前新闻学研究跨学科、多背景的研究特点，坚持了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多样化的探索。在坚持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持续发展混合研究的方法，还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应用到新闻学理论的检验中。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同样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生活方式记者★、品牌记者、情感民生记者、农村记者等原先居于新闻业边缘地位的群体，以及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软新闻★”和气候报道、环境报道等既往较少受到讨论的报道逐渐进入主流新闻学刊物的视野。此外，研究情境的“多样化”反映出新闻学发展的多元趋势，显示了新闻学科兼顾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学科价值导向。2024年的新闻学研究中★，虽然基于欧美国家情境的研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来自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数量明显增加，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切入角度亦与欧美国家的研究者有所区别。长期以来，新闻学理论的应用一直有“因地制宜★”的呼声★，也一直有学者主张以“在地化”检验和反哺新闻理论★，但直到近几年★，重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这一共识才逐渐形成★。研究情境的拓展和平衡既体现了学者以本地化视角建设新闻学学科的努力，也反映出各国学者积极对话以共同重置全球新闻研究的知识地图的宏愿★。

　　首先，★“边缘”行动者的具体报道方式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研究者通过加拿大的案例分析★，发现一家另类媒体在报道COVID-19的解释性新闻时倾向使用数据和经过同行评议的出版物以支撑其论点★，同时强调作者的学术背景，认为自己的报道写作方式符合学术规范，呈现学术化倾向。此外★，另类媒体在措辞上相对微妙★，往往不对政策提出直接批评，呈现一种去政治化的特征（Chen，2024）。而科学新闻网站作为一种行动者，相较于其他媒体的专业性更多地体现在话题的强科学性上。根源在于网站中的工作人员多是科学家，能将其科学专长应用到内容创作中，例如会提供更多的信息材料而非意见性材料★，能够使用照片、视频、图表等视觉元素辅助呈现新闻报道等（Ginosar et al.，2024）★。除此之外，气候变化网站可利用地缘优势报道自己的特色主题★，使得不同的网站有着不同的呈现重点，例如网站Third Pole专注于喜马拉雅流域的影响（Painter et al.★，2024），呈现出一种专门化的趋势。

　　其次，研究者还关注到这些行动者的功能认知和角色认知。Chew和Tandoc（2024）发现，与传统记者相比★，一些媒体初创企业中的记者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内容创作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身没有坚持传统新闻标准且生产的是娱乐性和启发性的内容★。Ruotsalainen等（2024）将芬兰的六个闯入者媒体分为非商业性和商业性两类，发现非商业性的闯入者媒体更多将自己视为忠诚的促进者和公民角色★，而商业性闯入者主要将自己视为传播者，但无论哪一种，几乎都不存在监督者的角色。这表明，虽然它们可以提供及时和准确的信息，但监督者角色的缺乏削弱了其内容的批判功能。Cools等（2024b）将视角聚焦在新闻创新实验室这类行动者上，他们发现，实验室与大新闻室的整合程度越高★，成员越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记者或新闻工作者。实验室中成员的背景多样化，包括新闻学、编程和数据科学，这种多样性导致了对角色的不同感知★，其中一些成员因其编程和数据科学的背景而将自己视为数据科学家或开发者★。在Cools等（2024a）的另一项研究中★，作者们分析了《》内部创新实验室中工程团队的制度化过程。该团队负责实施人工智能驱动的选举模型、智能数据管道等工具，可能会影响更广泛的新闻编辑室的自主性和任务，双方的互动会导致不同形式的阻碍或推动力量，影响工程团队在编辑部的制度化过程★。Ihlebæk和Figenschou（2024）将新闻业视作一个战略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SAF），并在其中识别出了一种挑战者（challengers）角色★，特指那些在新闻场域中地位较低的参与者，他们代表了对场域及其规则的另类理解，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多样的，包括积极反抗和破坏现有场域，或者承认并适应现有秩序并等待有利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此外，气候变化网站则将自己视为公民教育者★、专家召集者、议程设定者，并将自己视为主流新闻的补充（Painter et al★.，2024）。

　　伴随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涌现，新闻业★“因地制宜★”，发展出多样的实践策略★。Mellado和Hermida（2024）通过对智利记者社交媒体帖文的内容分析，测量了记者作为促销员（个人品牌推广）、名人（追求名声）和小丑（幽默）的角色表现程度，发现他们在Twitter上的媒介产品生产基本遵循既有惯例，记者常常以此彰显自己的专业性；而Instagram则为记者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空间★，使他们能够超越新闻媒体的机构界限，更灵活地进行视觉展示★、推广自己★，进而在品牌合作中实现商业变现。与之类似，Perreault和Hanusch（2024）也特别聚焦Instagram上的生活方式记者，发现Instagram重视觉呈现和互动的特点，正适合记者生产时尚、旅游、美食等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新闻内容★。不过经实验测量★，这种形式上的创新并未显著提升受众对新闻话题的探索欲望（Vermeer & van den Heijkant★，2024）★。除了平台间的差异★，同一平台组织架构的变化也促使新闻组织对其价值展开重新评估并调整记者的工作。学者们发现，在Twitter向X转变期间，英国《独立报》流量大幅下滑，更多发表涉及俄乌战争、政治家的硬新闻（Vállez et al.，2024）；同时，记者平台账号被暂停、认证变化等诸多问题出现，长期存在的骚扰、虚假信息和对抗性氛围也进一步被激化，由此部分记者开始实行★“策略性断连”（strategic disconnection）★，比如仅把Twitter用于监测而非发布、不再发表个人评论等（Claesson，2024）。

　　为唤起对地方媒体衰退的重视★，研究者从媒体与受众的不同视角入手，重新认识与强调地方新闻业的多元功能与重要价值。英国地方新闻创业者认为★，他们的新闻权威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对地方的了解以及和当地居民共同在场的关系，这也构成了居民对他们的信任基础（Wahl-Jorgensen★，2024）。Mathews和Toff（2024）发现，社区周报通过向受众提供与社区有关的文化内容，发挥了新闻的“仪式”功能，这是Facebook（现改名为Meta）这类平台有所冲击但尚无法取代的地方社区角色★。在新闻生态更为脆弱的农村地区★，记者充当了弥合信息差的文化经纪人角色，Nagel与Broersma（2024）归纳出协调型、流动型★、代表型、联络型★、把关型、接力型六种文化经纪人类型★。农村既是记者的报道对象★，也是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除了克服广阔的报道覆盖范围带来的压力记录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融入社区提供服务★，促进社区的对话与共建★，维系与居民和社区的紧密联系（Perreault et al.★，2024）★。受众所看重的地方新闻价值则各有不同★，Heiselberg和Hopmann（2024）注意到★，可能愿意或已经为地方新闻付费的受众更强调地方新闻提供的象征价值和情感价值★，而不愿意付费的受众则强调功能价值，如提供信息、问责地方政府等★，当前地方新闻的速度、深度以及与受众的相关度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白红义 刘畅 姚舟怡 王越 刘炳辰：《2024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2025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不止于当下已经出现的★“平台依赖”格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未来还将继续深刻影响新闻业，因而也将成为数字新闻学的关键议题★。既有研究多聚焦特定时间节点下社交媒体与新闻业互动的截面分析，以及记者在不同平台具体操作的差异化表现★，但缺乏对从业者系统性知识习得过程的探讨。同时★，中观新闻空间内的虚假信息泛滥及受众迥异消费体验所折射出的新闻生产传播问题★，提示我们或可进一步探讨专业媒体怎样深度融合利用新空间、应对新问题。

　　2024年四本期刊中出现的“边缘”行动者以其不同的报道方式★、独特的角色认知、创新的技术和理念以及灵活的运营模式★，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多元、丰富★、及时的信息。这些“边缘”行动者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的格局，它们正在重塑公众的信息消费习惯★，逐渐拓展新闻传播的边界。需要指出的是★，边缘和中心的位置既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行动者的进进出出、起起落落可能才是数字新闻业的常态。

　　信任是新闻与受众关系的先决条件★，是新闻业实现民主使命的基石，但目前全球新闻业普遍不受信任的情况仍在持续，这一动摇根基的危机对于新闻业的其他立身之本也多有牵连。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新闻信任与新闻真实之间“唇亡齿寒”的关联，一方衰落会给另一方增添压力，可能陷入某种恶性循环★。为了遏制信任下滑的颓势，研究者试图从突破传统的专业实践★、透明性与启发式线索、受众体验与互动等方面出发，为新闻业寻找修复和维系信任的良方。

　　本报告虽然按照主题对文本进行了划分和重组，但是对各个主题的考察始终是贯穿进行的。这一点不仅是基于研究的现实需求，更是根植于新闻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学术特质，本质上符合新闻学吸收多个领域的理论资源，在多背景之下围绕新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的学科思路★。总体来看，新闻学研究的横向拓宽与纵向拓深将是一项持续推进的工作。因此，每年的西方新闻学研究既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常年围绕某些重要议题进行研究，如政治、职业、平台★、技术等，但在具体研究时学者们总会尝试从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论等维度下功夫，体现出研究的创新性。当然，也会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研究议题★，或是以前就曾有过少量探讨现在变得更多，或是全新的现象或问题进入研究视野。

　　重建信任的呼声在业界与学界回荡已久★，这一问题盘根错节★，远非一朝一夕就可解决★，但在信任危机持续的当下★，切实可行的修复策略仍是新闻业的一项急需品。如何真正将受众置于修复新闻信任的核心，而非停留于媒体本位地审视与受众的关系★，或许是业务实践和研究探索都得扪心自问的问题★。

　　与积极有为相对★，研究者也看到了地方媒体数字化过程中的抗拒与阻力★。Císařová（2024）发现★，捷克的地方新闻记者对于所在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反应可归纳为“主动-被动”与★“建设性-破坏性★”组合的四种类型★，但其中大多数记者对此的回应以拒绝数字化转型和对旧时代的怀旧而告终。美国地方新闻从业者虽然开始在Facebook上发布突发新闻，但不愿意完全接受Facebook，他们会有限地使用平台传播信息★。除了他们对平台的个人厌恶外★，数字受众指标的不确定性★、相关资源和专业知识的缺乏★、媒体的组织惯性都是他们拥抱平台的阻力（Mathews & Toff，2024）★。即便主动拥抱数字化，地方报纸还会面临在线用户订阅率低的问题，Kim等（2024）认为过多的广告页面以及呈现可从其他渠道免费获得的信息，会造成订阅流失，增加对本地内容的原创报道有利于用户留存。但结合前文提及的平台激励逻辑，这一发现也意味着地方媒体不得不迎难而上，而不只是将希望托付给数字化★。

　　通过结合关键词分析和专题设置★，本研究提炼出西方新闻学研究的9个主题★，以此展现过去一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对这9个主题的阐释虽因方法和材料的限制，无法彻底覆盖2024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全部动态，比如只是关注了4本新闻学期刊★，未能将其他综合性的传播学期刊以及环境、科学、性别等领域的专业刊物纳入分析，但大体可以反映本年度西方新闻学研究在研究议题方面的主要特征。

　　最后，学者们还探讨了“边缘★”行动者的成功策略★、边界和身份定义问题★。新兴媒体如何获得成功，成为学者们透视行动者生存策略的切入点。有研究者指出，原因之一是基于其创始人的经验和个性（O Brien & Wellbrock，2024）。而这一点在Grieves和Salkin（2024）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对CNN★、USA Today、The Huffington Post和Semafor四家媒体创立的有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四家媒体都是由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的领导人创建的。职业记者和“边缘”行动者的边界问题同样受到关注，Kosterich（2024）通过分析产品经理的招聘模式★、培训背景★、专业化程度和组织场域结构，来理解产品经理如何作为制度企业家促进变革和重构新闻业的专业边界★。此外，也有研究者遵循后殖民主义的进路，以修复者（fixers）这一行动者的角度理解跨境新闻生产★。Blacksin和Mitra（2024）认为所谓的★“修复者”可能是职业记者★，也可能是未被承认的非职业人士，他们从事着各种类型的隐形或“地下”新闻劳动★，是跨境新闻实践不可或缺的一类行动者。他们还认为此类研究旨在探讨“本地-外国★”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协商、工作中的情感和意义创造，以及种族★、性别与身份对工作体验的影响★，探讨跨境新闻工作与国际权力结构的复杂关系。例如★，Kotišová（2024）研究发现★，在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本地-外国”工作者的合作中★，外国记者认为当地媒体专业人员参与报道增加了新闻的价值，但同时也认为他们和新闻事件的情感接近性会带来报道的不公正。

　　新闻回避不仅是个人特征和动机的产物，也受人际关系与结构性因素的制约★。通过分析配偶关系如何影响夫妻双方的新闻使用和新闻回避★，以及社会背景如何进一步与人际关系共同决定夫妻双方遇到★、消费或回避的新闻★，学者们揭示了新闻回避在配偶间的三种展开方式：配偶避免共同消费特定主题的新闻以防止冲突而导致的新闻回避；配偶间与社会性别角色和定位相关的新闻回避；配偶间就新闻消费进行“分工”而导致的新闻回避。该研究表明★，新闻回避不仅是个人行为，也高度依赖人们所属的人际关系（Gur-Ze ev et al.★，2024）。此外，学者们还将媒体环境、代际差异★、经济状况等一般性社会因素引入对新闻回避的分析中★，加深了对新闻回避的深层次成因与影响的了解，丰富了研究的维度★。例如，基于1986 年至 2021 年在瑞典进行的年度调查数据集，Espeland（2024）考察人们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极低消费这一独特的新闻回避是如何在媒体环境从低选择转变为高选择的过程中发展的，揭示了新闻回避的代际差异与媒体环境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联。他发现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不再关注新闻媒体的人数正在增加，政治兴趣和年龄对新闻回避的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对政治兴趣低下已经是当下年轻人避免接触新闻媒体和回避新闻的显著因素★。与之相类似★，Dennis（2024）的研究基于对新冠疫情期间英格兰年轻人的新闻习惯变化的分析，讨论了媒体环境和社会条件对新闻回避策略的影响。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并摆脱对自己生活经历不被看见（invisiblity）的挫败感，年轻群体会刻意避开广播媒体等传统新闻媒体，将社交媒体和二手人际接触作为自己了解关键信息的主要来源★，展示了个体如何将新闻回避作为在社会环境变化中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还有研究者结合经济匮乏、健康状况不佳、缺乏象征性和物质资源以及各种形式的阶级、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四种“交叉边缘化因素★”，揭示了新闻带来的被排挤感★、身份差异感和社会脱节感，以及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何严重限制边缘人群的新闻消费，致使其与新闻场域系统性脱节从而“回避新闻”的（Lindtner & Nærland，2024）★。上述研究阐释了个体使用新闻的习惯和惯例是如何被结构性因素塑造的★，提示新闻回避必须被理解成在社会★“多层次约束下的产物★，而不是一种个人选择★”★。

　　过去的2024年★，在既往的在线骚扰、性别不平等、工作不稳定等具体工作体验之外★，记者群体遭遇这些职业问题的原因以及应对方式成为研究者们新的关注点★，体现出研究对记者职业群体的深度挖掘★。

　　平台化的社交媒体改变了旧有传播权力格局★，给新闻编辑室带来重大挑战。在过去一年中，社交媒体平台对新闻业的介入仍是热点话题，学者们一方面延续了对新闻从业者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从事内容生产及不同平台媒介产品特点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新闻消费规模日益扩大，中观新闻空间等新兴新闻生态位以及新闻业与受众关系的变化也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

　　政治信息与新闻的融合形式及其后果成为学者们的重要关注点。Ekman和Widholm（2024）以“寄生新闻”（parastic news）概念解读政党和政客如何将新闻业的既定惯例和专业规范与政治信息相融合，利用新闻报道的制度合法性在当今传统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共存的混合媒体系统（hybrid media system）中达成自身的政治宣传目的。通过意识形态透明度/立场、替代性、新闻类型、个人与集体媒体实践以及社交媒体可供性五个维度，他们分析了政党和政客如何通过将政治信息和政党宣传口号设计为★“新闻★”这一“寄生”传播方式（例如，利用早间新闻的形式制作参选宣传片），在电视、播客和社交媒体等多种媒体渠道中进行宣传。他们特别指出★，寄生新闻的宣传方式模糊了新闻、事实和观点以及政客和新闻专业人士之间的界限，是对新闻专业规范和道德敏感性的挑战。这一宣传方式对政治家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新资源，有被右翼民粹主义进一步利用的可能，由此呼吁对这一新兴政治传播现象予以持续关注。

　　正如Gulyas和Hess（2024）在特刊导览中所说★，新闻业仍需在兼顾地方新闻传统与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寻找出路★，而非将数字化视为解决地方新闻业危机的上上策，也非将其作为降本节支的权宜之计。结合我国地方数字媒体集体“瘦身”的背景，更为审慎地拥抱数字化与平台化或许是全球地方新闻业在冲击之下都需留意的新问题。

　　记者们的职业状态和不佳的工作体验让社会难以看到这份工作的精髓，一些人努力寻找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另一些人选择改变自己适应这些问题。此外★，去年的一些研究关注到了编辑室与记者职业状态之间的关联★，表明编辑室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工作场所，更应发挥共同体的作用★，重视记者的职业状态★，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通过总结过去一年的研究，为中国的记者研究提供借鉴，让新闻业成为一个仍然值得参与的“游戏★”（Powers & Vera-Zambrano★，2024）。

　　数据新闻依然是计算新闻中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2024年学界对其探索的热情不减★，《新闻学》第7期就推出特刊予以重点介绍。一方面，对不同国家地区数据新闻内容呈现特点以及机构角色的了解进一步丰富★。例如，有学者对亚洲6个国家新闻机构的数据新闻进行内容分析，发现81★.9%的数据新闻至少体现一种亚洲价值观，如★“集体福利”★、★“社会和谐★”等，调查类的数据新闻较少（Wu★，2024a）★；同时★，在印度、泰国和新加坡等所谓“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中，数据新闻初创企业的部分项目由非营利组织资助★，也为其他新闻机构提供数据故事或与客户合作开展数据项目以获取收入，从非政府渠道获取部分数据★，致力于充当民主动员者（Wu★，2024b）；全球南方国家的数据新闻实践则显得更为艰难，像尼日利亚的数字地理新闻平台主要采用合作共创模式采集数据（Abu-Ayyash et al.，2024）。另一方面，受众如何认识数据新闻也得到了测量。学者发现，受众期待数据具有建设性、简洁性★、分析性★、人文视角和更多的视觉元素★，反对过多使用数字★、抽象尺度和专业术语（Stalph et al★.★，2024），而机构背书、记者个人经历、数据源透明度、可视化呈现效果、互动性都会影响公众对数据新闻内容的信任程度（Tong，2024；Martin et al★.，2024★；Guan & Wang，2024），进而影响公众对数据新闻所呈现社会问题的理解深度（Jia & Sundar，2024）。

　　为化解全球新闻业面临的信任危机，新闻业界与学界正共同努力寻找破局之道★。德国的新闻机构主要通过提高专业质量、加强新闻透明性★、推动受众参与来培养与重建受众对其工作的信任（Uth，2024），过去一年研究者也基本依循这三条路径探索提升新闻信任的新思路。一方面★，从业者在应对挑战时会回归传统，如巴西事实核查组织在应对阴谋论时依循传统媒体的新闻价值标准以增强自身合法性（Marques et al.，2024）。另一方面，人们也在突破传统的专业实践中发掘出新的民主潜力。相比于传统报道★，Guan和Wang（2024）发现数据新闻展现出更高的感知可信度，在纠正错误信息方面效果更显著，尤其是对错误信息信念相对较弱的受众★。媒体在报道中纠正美国大选期间的错误信息时，也会对其采取情感强烈的主观用语加以限定，倘若以引语的形式重复错误信息★，却反而会被受众认为是不自信的表现（Miro & Anderson，2024）。事实上★，怀揣一种积极的受众观开展专业实践对于维系媒体信任可能是有益的，Zerback与Schneiders（2024）发现受众不仅可以认识到媒体报道中存在不同观点★，还对充分呈现各方观点的报道更为信任与满意，因为观点多样化降低了他们对媒体说服意图的感知。

　　2024年，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领域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研究者从记者类型和新闻类型入手，拓展了研究思路和关注范围。

　　过去一年，新闻学科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有所发展，学科内发展的均衡性亦得到提升。然而，这一★“多样化★”的特点是时下的发展动态抑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则依然有待观察。此外，在技术发展、政策变化和经济转型带来的压力之下，当前新闻学研究无论在理论维度还是实践维度均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多样化★”能否成为缓解新闻学当前困境的有效措施之一，同样值得思考。

　　新闻与政治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以及新闻如何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是新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过去一年中★，既有研究从个体、组织、社会、国家的交互入手，解读了新闻报道如何与政治体制★、政党关系、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等政治性因素交织，显示出新闻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角色定位更为多元，其作用机制也更为细微和隐蔽★，两者的融合趋势也越发明显★。然而，数字环境中新闻及新闻业的角色定位★、作用机制与未来出路究竟如何，现有研究依然尚未得出真正具有解决力的答案。在愈发多元的新闻生态系统中，新闻应该如何与政治实现良性互动，将是研究者们需要继续关注的核心问题。